三国两晋南北朝 中医发展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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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 (公元220～280年)
* 魏国 公元220～265年
* 蜀汉国 公元221～263年
* 吴国 公元222～280年
两晋时期 (公元265～420年)
* 西晋 公元265～316年
* 东晋 公元317～420年
南朝时期 (公元420～589年)
* 宋 公元420～479年
* 齐 公元479～502年
* 梁 公元502～557年
* 陈 公元557～589年
北朝时期 (公元386～581年)
* 北魏 公元386～534年
* 东魏 公元534～550年
* 西魏 公元535～556年
* 北齐 公元550～557年
* 北周 公元557～581年
关于三国、魏晋及南北朝
公元200至581年间为中国的中世纪，在文化及科学等方面都有重要发展。东汉灭亡，军队强权在各地割据一方。在这段期间，南方比北方相对稳定及文明。同时佛教在全国迅速传播，北魏时期更大力提倡佛教以稳定政局。
佛教的流传使到印度文化传入中国。结果有关数学、天文及医学知识发展兴盛。医药学得到全面的发展，在汉代的基础上，广泛总结经验，出现了大量的医学著作，特别是脉学、针灸学、本草学及方剂学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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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
拔罐疗法，古代典籍中亦称之为角法。这是因为我国远古时代医家，是应用动物的角作为吸拔工具的。在一九七三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中，就已经有关于角法治病的记述：牡痔居窍旁，大者如枣，小者如核者，方以小角角之，如孰（熟）二斗米顷，而张角。其中以小角角之，即指用小兽角吸拔。据医史文献方面的专家考证，《五十二病方》是我国现存最古的医书，大约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这就表明我国医家至少在公元前六～二世纪，已经采用拔罐这一治疗方法。
晋唐时期
东晋人葛洪，在其所撰的《肘后备急方》中。提到用角法治疗脱肿；所用的角为牛角。鉴于当时此法盛行，应用不当易造成事故。所以葛洪特别告诫要慎重地选择适应症候，书中强调：痈疽、瘤、石痈、结筋、瘰疬、皆不可就针角。针角者，少有不及祸者也（《肘后备急方卷中》）。这显然是有道理，即使以今天的目光来看，所列的多数病症，也确实不是拔罐的适应症。
到了隋唐时期，拔罐的工具有了突破性的改进，开始用经过削制加工的竹罐来代替兽角。竹罐取材广泛，价廉易得，大大有助于这一疗法的变及和推广；同时竹罐质地轻巧，吸拔力强，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治疗的效果。在隋唐的医籍中，记载这方面内容较多的是王焘的《外台秘要》。如《外台秘要卷四十》中就有关于用竹罐吸拔的详细描述：遂依角法，以意用竹做作小角，留一节长三、四寸，孔经四、五分。若指上，可取细竹作之。才冷搭得螯处，指用大角角之，气漏不嗍，故角不厌大，大即朔急差。速作五、四枚，铛内熟煮，取之角螫处，冷即换。指出应据不同的部位，取用不同大小的竹罐。而当时所用的吸拔方法，即为当今还在沿用的煮罐法，或称煮拔筒法。值得指出的是，《外台秘要》对这一方法在多处加以具体的介绍，在第十三卷中提到，先在拔罐的部位上，以墨点上记之。取三指大青竹筒，长寸半，一头留节，无节头削令薄似剑。煮此筒数沸，及热出筒，笼墨点处按之。吸拔工具和吸拔方法和改进，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宋金元时期
如果说，在隋唐时代还是兽角和竹罐交替使用的话，那么，到了宋金元时代，则竹罐已完全代替了兽角。拔罐疗法的名称，亦由吸筒法替换了角法。在操作上，则进一步由单纯用水煮的煮拔筒法发展为药筒法。亦即先将竹罐在按一定处方配制的药物中煮过备用，需要时，再将此罐置于沸水中煮后，乘热拔在穴位上，以发挥吸拔和药物外治的双重作用。元代医家萨谦斋所撰的《瑞竹堂经验方》中曾明确地加以记述：吸筒，以慈竹为之削去青。五倍子（多用），白矾（少用些子），二味和筒煮了收起。用时，再于沸汤煮令热，以筋箕（箝）筒，乘热安于患处。
明代
拔罐法已经成为中医外科中重要的外治法之一。当时一些主要外科著作几乎都列有此法。主要用于吸拔脓血，治疗痈肿。在吸拔方法上，较之前代，又有所改进。用得较多的是将竹罐直接在多味中药煎熬后的汁液中，煮沸直接吸拔。所以，竹罐又被称之为药筒。明代外科大家陈实功，对此曾作过详尽的记载：煮拔筒方：羌活、独活、紫苏、艾叶、鲜菖蒲、甘草、白芷各五钱，连须葱二两。预用径一寸二、三分新鲜嫩竹一段，长七寸，一头留节，用力划去外青，留内白一半，约厚一分许，靠节钻一小孔，以栅木条塞紧。将前药放入筒内，筒口用葱塞之。将筒横放锅内以物压，勿得浮起。用清水十大碗筒煮数滚，约内药浓熟为度候用。再用披针于疮顶上一寸内品字放开三孔，深入浅寸，约筒圈内，将药筒连汤用大磁钵盛贮患者榻前，将筒药倒出，急用筒口乘热对疮合上，以手捺紧其筒，自然吸住。约待片时，药筒已温，拔去塞孔木条，其筒自脱。（《外科正宗痈疽门》）。这种煮拔药筒的方法，在明清的一些重要外科著作如《外科大成》等以及《医宗金鉴》，都有详略不等的载述，表明此法当时十分流行。
除了煮拔筒法，也应用一些更为简便的拔罐法，如明申斗垣的《外科启玄》就载有竹筒拔脓法：疮脓已溃已破，因脓塞阻之不通如此当用竹筒吸法，自吸其脓，乃泄其毒也。
清代
至清代，拔罐法获得了更大的发展。首先是拔罐工具的又一次革新。竹罐尽管价廉易得，但吸力较差，且久置干燥后，易产生燥裂漏气。为补此不足，清代出现了陶土烧制成的陶罐，并正式提出了沿用至今的火罐一词。对此，清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一书叙述颇详：火罐：江右及闽中皆有之，系窑户烧售，小如人大指，腹大两头微狭，使促口以受火气，凡患一切风寒，皆用此罐。表明陶罐已作为商品买卖，广为流行了。
其次拔罐方法，有较大进步，以小纸烧见焰，投入罐中，即将罐合于患处。如头痛则合在太阳、脑户或颠顶，腹痛合在脐上。罐得火气舍于内，即卒不可脱，须得其自落，肉上起红晕，罐中有气水出。此类拔罐法即目前仍颇为常用的投火法。同时，一改以往以病灶区作为拔罐部位，采用吸拔穴位来提高治疗效果。
同时，拔罐疗法的治疗范围也突破了历代以吸拔脓血疮毒为主的界限，开始应用于多种病症，恰如《本草纲目拾遗》所云：拔罐可治风寒头痛及眩晕、风痹、腹痛等症，可使风寒尽出，不必服药。
另外，清《医宗金鉴刺灸心法要诀》中还提到一种治疗疯狗咬伤的特殊拔罐之法，即在咬伤处，急用大嘴砂酒壶一个，内盛于热酒，烫极热，去酒以酒壶嘴向咬处，如拔火罐样，吸尽恶血为度，击破自落。
麻沸散是什么你知道吗，据说就是我们现在用的麻醉药，那么它是如何由来的呢，又有怎么样的传说呢，麻沸散的配方是什么呢，这些都是关系麻沸散的人们好奇的一些问题，今天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下吧。
关于麻沸散，传说说，名医华佗创制而成的，用来做外科手术的一种麻醉药。
《后汉书华佗传》载：若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kū，剖开)破腹背，抽割积聚(肿块)。华佗所创麻沸散的处方后来失传。传说系由曼陀罗花(也叫闹羊花、万桃花、醉心花、狗核桃)1斤、生草乌、香白芷、当归、川芎各4钱，天南星1钱，共6味药组成;另一说由羊踯躅3钱、茉莉花根1钱、当归1两、菖蒲3分组成。据后人考证，这些都不是华佗的原始处方。
传说中的中医麻醉剂。中医中有麻沸汤的概念，但与麻醉剂无关。另一说麻沸散可能是麻黄散之误。但无论如何，世上也不可能存在像传说中麻沸散一样仅口服达到全麻状态，无需气管插管等护理措施，而且安全有效的麻醉剂。
从《三国演义》谈麻沸散
华歆，字子鱼，平原高唐(今山东禹城西南)人。汉灵帝时举孝廉，任郎中，后因病去官。后何进征召为尚书郎。官渡之战时，曹操表天子征歆，任他为仪郎，参司空军事，入为尚书令。曹丕即王位后，拜为相国。
《三国演义》第78回《治风疾神医身死，传遗命奸雄数终》写到曹操患了头风病，头脑痛不可忍，急传圣旨遍寻良医治疗，然而终不见效，众官皆忧。华歆向曹操推荐了华佗，说华佗字元化，沛国谯郡人也。其医术之妙，世所罕有：但有患者，或用药，或用针，或用灸，随手而愈。若患五脏六腑之疾，药不能效者，以麻肺汤饮之，令病者如醉死，却用尖刀剖开其腹，以药汤洗其脏腑，病人略无疼痛。洗毕，然后以药线缝口，用药敷之;或一月，或二十日，即平复矣：其神妙如此!。于是，曹操派人星夜请华佗来诊治，酿出了神医身死的悲剧，曹操因无医救治，也因头风而死，这是后话。
《三国演义》中的麻肺汤或麻肺散，即麻沸散。麻沸散并非罗贯中的杜撰，它源于《三国志魏书方技传》。上面写道：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人也。若病结积在内，针药所不能及，当须刳割者，便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肠中，便断肠湔洗，缝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间，即平复矣。
这一段文言文，用现代语言表述就是如果身体内部患病，扎针服药的效用达不到患处，必须动手术剖开切除的，便让病人服下麻沸散，一会儿工夫病人就像醉死一样什么都不知道，于是华佗就破腹取出患结。病患如果是在肠子里，就切开肠进行清洗，再把腹部缝合，在伤口敷上药膏，四五天后伤口便痊愈了，不再疼痛，病人自己也没有感觉，一个月左右，伤口就会完全长好。
华佗发明麻沸散不是偶然，他生活在东汉末年三国时期，当时河南、安徽、江苏一带是魏、蜀、吴三国相争的战略要地。在战争时代，必然有战伤。由于缺乏麻醉药，外伤病人在手术过程中，十分痛苦。华佗为了解除人民疾苦，刻心钻研医学古籍，勇于实践。他根据《神农本草经》中关于乌头、莨菪子、麻 、羊踯躅等功效的记载，又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创造了麻沸散。这是几种具有麻醉作用的药物组成的一个复方，经过多次试验，确有良好的麻醉作用。华佗又将麻沸散和酒在外科手术前一起吞服，加强了麻醉效果。据记载，华佗曾用酒服麻沸散做过肿瘤切除、胃肠吻合等手术。
明代 (公元1368-1644年)
关于明朝
明代是由朱元璋建立的;朱元璋是农民出身曾经出家为僧，最后做了起义军领袖成功推s翻元朝。公元1368年，朱元璋利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有利形势，自封明太祖称帝，改年号 洪武。
明代初期，特别是永乐年间(1403-24)，较注意恢复与发展，进行了一些政治及民生改革，使农产品和家庭工业品得以商品化。
明代在科技与文化方面也有许多突出成就;如迁都及建筑紫禁城，编辑类书《永乐大典》及郑和下西洋等。文学名著《西游记》及《金瓶梅》也是这个时期的作品。
当时西方欧洲派来中国的传教士，不但带来另类宗教思想，还有科技文化。明朝的知识分子在与他们交往中，受到一定的影响，译述了一些西方科技、医学书籍。
徐光启(1562-1633)是最早与西洋传教士密切交往的学者;他与意太利人利马窦合作, 介绍了西方几何学的基本理论及公理。
明代末期，皇室、贵族、官僚、豪绅及地主等大量掠夺，赋役繁重，农民与城市贫民遭到残酷的剥削，他们相继揭竿而起反抗。当时边界的外族时常扰攘，国势日衰。公元1644年, 由李自成组成的农民起义军终于推翻明朝。
明代之医学流派
明代有很多名医，并出版了非常多的著作，对于中医药的发展贡献很大。
这时期医家们仍旧沿袭先前医学经典继续发展，继承金元时代医家们提出的医学主张，明代也出现不同学术流派，各家互相激烈争论。当时主要分为滋阴、温补以及明末出现的温病学派。
滋阴派
源自元代朱丹溪主张--滋阴并善用寒凉之药治病。着明代表医家包括王履及戴思恭。
温补派
以金代李杲的脾胃论为基础，治疗时重视温补中气的方法。代表医家首推薜己，次为张景岳及赵献可。
薜己(1488-1558)，号立斋，其父曾任太医院院使。他医学造诣较深，兼通内、外、妇、儿、眼、口齿等科。其学术思想强调真阴、真阳不足。薜己著作甚多。
《内科摘要》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本以内科命名的医籍，《口齿类要》是中医史上最早的口齿专书，其他著作包括《外科枢要》、《正体类要》、《薜氏医案》、《疠疡机要》、《女妇撮要》、《外科心法》等。
他推荐以苍术、人参、甘草及北蓍为主的汤剂，治疗因脾胃不和所引起的疲乏及食欲低下。根据李杲《脾胃论》之描述，都是一些温补中气的药物。
张介宾(约1563-1640)，字景岳，浙江山阴人。其医学主张主要为阳非有余、真阴不足以及人体虚多实少等论点。主张温补肾阴肾阳，慎用寒凉与攻伐方药。张介宾创制很多补肾方剂。
于晚年编撰的《景岳全书》是一部综合性医籍。他亦撰写多部《黄帝内经》注释，内容浅易。
明代另一位力倡温补的医家，赵献可字养葵。他对薜己的学说十分推祟，尤其发挥命门之说，认为命门是人身之主和至宝，于1687年特撰《医贯》一书，用意是以保养命门之火的论点贯穿于养生与治疗等一切问题。
因此他用药也多采用八味丸、六味丸等张仲景在《金匮要略》描述的补阳方剂。
温病派
温病学说的来源久远，是中医多种外感急性热病的总称，即是 外源性病邪引起身体发热等症状的疾病。明代以前，医家们对传染病和非传染病的认识，主要局限于《伤寒论》的范围，内容提及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
吴有性(1592-1672)，名又可，姑苏洞庭人。他目睹当时疫病(又称为瘟疫病)流行的惨状，决心通过观察研究，对疫病的病因、传染途径及平日所用之验方等作详细记录，于1642年写成的《温病论》属于传染病的专着。
他创立戾气之说，认为温疫之病并非由风寒暑湿所为外邪引致，而是由于感染一种外在的异气引起，这种异气他称作戾气。
清朝 (公元1644-1911年)
关于清朝
由于长期内忧外患，明朝终于1644年被满清贵族推翻。清初为缓和阶级矛盾，实行奖励垦荒、减免捐税的政策，国内和边疆的社会经济都有所发展。
最初的几位皇帝，特别是康熙(1662-1722)、雍正(1723-35)及乾隆(1736-96)，史称「康雍乾盛世」，促进社会发展至新的景象。
不仅解决了中国历史上，游牧族与农耕族之间日久的冲突;同时采纳一系列政策，发展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和交通，巩固了国内多民族的统一，也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尽管清朝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其发展并未超越传统封建、专制主义体制。
经济上仍以农立国;文化思想上提倡封建礼教。外交上长期闭关自守，盲目自大。因此与同时期西方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形势相比，清朝所取得的成就则相形见绌，已落后于世界发展的潮流，并且存在越来越大的距离。
清中叶以后，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暴露，反清斗争接连不断，经历9年的白莲教起义，结束了清朝的全盛时期。
184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入侵，清廷与侵略者分别缔结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满清国主权受损，政治腐败，进入了衰落时期。1911年孙中山发起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清朝。
温病学的继续发展
明朝吴有性的《温疫论》是温病学的重要里程，之后其他医家对温病学体系继续进行临床实践及理论探讨。清朝温病学说有更进一步发展，已经形成了独立专题。
这个时期的重要人物及著作有，叶桂与《温热论》、薜雪与《湿热条辨》、吴瑭与《温病条辨》。
晚清时期，虽然中医面对西方医学严峻的考验，医家们继续拥护《伤寒论》、寒凉派、《神农本草经》以及其他传统中医理论，中医学仍旧受到普遍支持。
王士雄(1808-66)，终其一生研究温病，撰写《温热经纬》一书。柳宝诒(1842-1901)的《温热逢源》及雷丰之《时病论》(1882)仍然对温病学的发展有一定贡献。
人体解剖学
中医有关人体解剖学的知识，在《黄帝内经》中已有不少记载。但一直发展缓慢，部分原因归咎于中医外科手术没有受到重视。
1830年《医林改错》的刊行，纠正了前人关于人体脏 腑记载的某些错误。其作者王清任(1768-1831)深感医家掌握正确人体脏器知识的重要性。
他细心观察放置在义冢的尸体，发现很多以前中医学不了解的器官，如主动脉、胰脏及横膈膜等，也纠正了肺中有24孔、尿从粪中渗出等错误论断。他再一次肯定脑子主宰思维记忆的功能。
近代中国 (1912年)
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状况异常复杂，中医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继续发展。早在19世纪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兴建大量医院、学校及药房，使西医学急速发展起来。另外，政府的医疗政策主导了医学发展。
例如1920-1940年国民政府期间，政府采取排斥、抵制中医的措施，认为提升西医学地位等同将国家现代化。西方医学传入后，一些医家试图将中西医学加以汇通，从理论到临床，从药物到处方都提出了独特见解，形成中西医学汇通的思潮和学派。
这对中医的后来发展有深远影响，造就中西医并存的局面。
中华民国是继清朝后的一个时期。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宣布建立中华民国，就任临时大总统，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帝制。由于当时帝国列强侵略和争夺，北洋军阀之间连年混战，使中国陷入极端混乱的局面。
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建立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南京政府整合及镇压，最后基本实现了全国统一。
中国封建帝制的结束，标志中医药发展的高峰期过去。当其时百姓不但受到饿荒折磨，全国各地还有数10万人死于传染病，如霍乱、鼠疫、天花、黑热病、白喉、猩红热、疟疾、结核或寄生虫病等非常猖獗。
新文化运动及政治社会改革活动是当时的潮流。文人学者高喊民主与科学，百姓希望中国再次强盛，以对抗西方资本主义。不幸地中医学被贬为不科学思想，是推动国家现代化的障碍，因此政府采取抵制措施。
抵制中医运动声势浩大，国民政府卫生官员汪大及余岩等更提出议案要取缔中医学。1929年国民政府通过余岩等人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同时进一步建议实行新的医疗制度。
议案内批评中医理论为贷空结论，中医治疗方法如针炙等是迷信活动。提案通过后，立刻引起全国中医界的极大愤怒和强烈反对。132位中医团体代表集结在上海，组成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向政府请愿要求取消决议。
当时政府消灭中医学的具体方法包括，严格限制中医执业、禁止所有医药广告刊登及不准兴办中医学校及医院。在此非常时期，热心支持者仍继续开办学校和出版刊物，为捍卫及保存中医药知识起了积极作用。
最后种种抵制措施虽未达目的，中医药仍然得到普遍支持，特别是乡镇居民，但中医事业已造成严重的摧残。
金元时期 (公元1115~1368年 )
*金国 公元1115～1234年
*元朝 公元1279～1368年
关于金、元朝
金及元在形成强势王国之前，都是宋代时期东北境外的游牧民族。金国由女真族于1115年建立，后来势力壮大，并
南下攻陷北宋首都，迫使宋廷南迁。从此南宋北金对峙百余年。蒙古游牧民族也在短期内征服广泛地区，建立强大帝国。1234年蒙古军队消灭金国，继而在1279年占领南宋。这段时期中国完全由外族统治，历史学家称为金元时期。
公元1206年，蒙古人成吉思汗(1167-1227)与其他游牧部族结合为单一联盟国，形成的强大军队横扫亚洲各国，远至波斯及韩国。他的继成者窝阔台(1227-1241)继续侵吞欧洲大陆。
成吉思汗的孙儿忽必烈在1279年消灭南宋，建立中国元朝，并定都北京。元朝蒙古统治者的在位时间短暂，短短百年间共有九位君王历任，政权被削弱及分散。中国官员乘机篡改朝代，著名红巾军起义，于1368年将元朝灭亡。
金元时期的文化、艺术及生活模式基本上与宋朝相同，但已逐渐失去惜日的繁荣。 朝廷一方面打击学者及艺术家，影响到文化及科技发展。另一方面又制定新的法律，如禁止异族通婚、农民缴纳重赋等。平民百姓怨愤非常，一些宗教组织乘机冒起反抗。
正面影响方面，蒙古统治者严格控制医疗事业的执行，并立法禁止某些毒药的使用。如1268年禁止乌头毒草及砒霜在市面出售。蒙古人也协助开辟了中亚欧地区的贸易，著名意太利探险家马可.勃罗，是首位成功从欧洲乘船航行到亚洲大陆的欧洲人。
他多次往返亚洲与欧洲大陆从事贸易及探索旅游。当时基督教及伊斯兰教开始传入中国，对中国的科技发展均有一定的影响。
著名医家的创新
以《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中医药学经典著作为基础，结合临证实践，中医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医家们开始自成一说，阐述自己的独到见解，出现不同的学派。以下是金元时期的重要医学家及他们的学说。
刘完素 - 火热论
完素(1120-1200)，河间人(今河北河间)，他的医学主张又称河间学派。刘完素曾三次拒绝金政府的招聘，贡献一生在民间行医。他对《黄帝内经》极为重视，不断研究，结合自己的经验，译注了《素问要旨论》、《宣明论方》等著作。
刘完素对当时盛行的五运六气 学说有独到的研究。他认为自然界的变化对人体生理活动和病理现象有极其密切的关系，所以医师必须通晓五运六气学说，把它运用到医疗过程中。
他针对当时伤寒病证(多种外感热病的总称)流行，运用五运六气理论，倡立了火热病机学说。认为各种证候的出现与火热有关，据此刘完素在伤寒病证的治疗中，善用寒凉药物如肉桂、熟地、麻黄及薄荷等，以清热为主。后世亦称之为寒凉派。
□ 耿世钊 北京市莲花池康复医院
长期以来，中医学的发展一直伴随着中西医理论的冲突。这些冲突和差别既不在于学术方法、研究方法的不同，也不在于文化背景的不同，而是在于支持所有这些方法和观念的哲学世界观，在于东西方哲学对人体科学的认识论的不同。
中西医的理论冲突源于东西方哲学对人体认识的差别
中医理论主要是以东方的哲学思想与丰富的临床实践为其理论源泉。我国的一些哲学家或从文化的角度，或从中医的哲学方法学角度探讨着中医的成功及其原因。不约而同地认为《易经》是中医理论的哲学基础。
同样的问题是：现代医学的进步是否也依赖于西方某种哲学观念的支持?当人们褒奖中医神奇或批评中医不是科学的时候,是否意识到每个人都是在某种哲学观念指导下发表着自己的看法。
在一般系统论问世的今天，我们认识到中医的哲学观念，正是对于自然界和人体的系统观念的一种形象表述。如果说系统论的基本概念包括了三个要素：必要元素，相关关系和边界条件的话，那么，现代医学大体上只注重了必要元素的观察和研究，却忽略了元素之间的相关关系，似乎也缺乏考虑系统的边界条件。例如，以解剖和形态学为基础的现代临床医学，更注重病理解剖的研究。可以说，不同的哲学观念选择了各自的研究方法，形成了两种医学各自的特点，也产生了两种医学理论的一系列矛盾和冲突。
自从贝塔朗菲建立了一般系统论，就把人体看作开放的活系统，并极大地推动了生物哲学发展。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哲学家和生物哲学家们充分理解了并接受了中医理论，更明确了人体科学的系统哲学观念。正如钱学森早在1984年就明确指出的那样：今后医学的发展要更多地依靠中医。
必须依照系统科学的原则研究人体科学
在认识和研究人体科学时，应该把人体看作是自然界的一员。这样就可以从更大的系统认识人体的功能解剖关系是以功能发展为主导的，并决定着解剖和形态的变化。中医理论的天人合一说就是这个道理。
相反，把解剖形态仅仅看作是个体功能载体的看法，是隔断了人与环境的关系，把人看作孤立的个体，片面强调解剖和形态作用的结果。这样的认识对于临床的直接作用是强调了病理解剖的诊断证据，建立了庞大的形态医学;忽略了疾病早期的功能医学，把潜在而缓慢的疾病发病过程看作正常的生理状态。如果拥有了病理解剖的变化，就可诊断确凿，却难以治愈，更谈不上早期预防了。如现代医学在心血管疾病的诊治上好像更善于抢救治疗，不善于预防，也不谈根治，其原因就在于此。现实中，医生要求患者终生服药正是基于这样的学术和理论基础的结果。
中医的理论原则是解决医学难题的钥匙
这样看来，系统理论所强调的参与生物现象的所有相关元素及其相关关系在形成各种生物行为、各种疾病时都起作用，保持元素之间的作用关系就是保持各种功能关系。如代谢性疾病不同于微生物感染性疾病，主要体现于肌体内各种生理功能关系的失调。要想解决医学难题，看来一定要尊重各元素间的相互作用，应用系统方法开展医学研究，最终形成系统医学。
近年来，中国的医生们已用系统论的思想解释中医理论的文章和专著。如山东中医药大学的祝世讷教授所撰写的《系统医学新视野》正是这样有代表性的专著。只是这样的论著还没有涉及更多的临床实际问题。能够解决实际难题将是对于系统医学的严峻考验。
系统科学已经给出了一系列的解决复杂性难题的原则和方法。但是如何解决具体的医学难题尚无可直接利用的方法，中医理论的各种基本原则对此提供了重要参考。这里仅就中医的整体观念，也是系统哲学的重要原则，结合对心脏舒张功能的研究，做一简单讨论：
目前的理论认为：舒张期二尖瓣血流速度的E峰小于A峰时，就可以定义为心脏的舒张功能减低。笔者认为，舒张功能是为收缩功能服务的，通过心脏收缩完成射血功能，间接体现舒张功能。当收缩功能出现减低时，同样可以形成流速的E峰小于A峰。上述定义就把收缩功能的减低误诊为舒张功能的减低。在此基础上推导出的舒张功能性心衰也是不存在的虚幻概念。这是因为孤立地研究舒张功能的结果，超出了收缩功能对舒张功能所限定的边界条件的约束所形成的错误概念。
秦朝(公元前221~207年)
关于秦朝
秦叔(秦始王)是首位统一中国的皇帝，他不但利用武力征服六国达到统一目标，还统合各地的制度如货币、文字、度量衡单位等，以提高统治及管理效率。
秦始王以严苛手段治国，引起贵族和学者们不满，并于公元前213年，发生了焚书坑儒的历史事件，秦始王把460位学者坑死又烧毁很多重要的历史文献，以警戒对抗他的人。
幸运地一些有关占卜、医学及农业书籍得以保全。最后秦朝因农民起义而灭亡，成立汉朝。与此同时，中医药体系，随同大量医疗实践的开展，内容开始充实及提高。
汉朝 (公元前206~公元220年)
* 西汉 公元前206 ~ 公元24年
* 东汉 公元25 ~ 220年
关于汉朝
刘邦于公元前206年成功推翻秦朝建立汉朝。当时边境外的游牧民族不断侵犯，于是西汉将这些部族征服，使中国的版图因而扩大，地域包括现今的蒙古、东北九省、朝鲜、中国南部、越南以及亚洲中部。
同时因为营商方便，中国西北方出现了丝绸之路，形成一条兴旺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及经商的通道。公元9至23年，王莽，篡改西汉，成立新朝，新朝很快灭亡，之后进入东汉时期。
汉朝是一个在艺术、哲学及科技都有创新的时代。例如在公元2年张衡发明候风地动仪，是一种测量地震的仪器。而各方面的医学理论、体系亦初步形成了。
哲学及宗教的角色
哲学、社会价值观及宗教对中医药的发展影响深远。不同派系的哲学及宗教思潮包括佛教，由此时崛起，并开始广泛流传。此外因为纸张的发明，许多不同的书籍开始出现例如司马迁(公元前145 ~ 82年)的名著《史记》。
有更多医书出现了而且质量不断提升。当时儒家理性思想相当普及;很多学者或学校开始习究和记录医药文献，以实践自己的理念。中医药的实践开始注入哲学思想，例如道家的养生思想、儒家的行医规范等等。
道教及长生不老
由于封建统治者都梦想长生，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搜求药材及炼丹的风气因而盛行起来。而当时的其他玄学如佛教也渗入了道教教义。
例如汉桓帝(公元147~168年)邀请一批与道教支派有关系的印度佛教高僧入宫，希望为他提供长生不老仙丹。此为中医药方剂学的起源。
医学教育的发展
师徒相授制度是东汉常见的培训医师方法。通常以家传形式进行，以确保稳定及可靠的收益。要成为名医则仍重经验，文献《曲礼》说：「医师的医术若非前三世所传下来的，最好不要服用他所处方的药」。
选拔学徒的过程非常严谨，就算《黄帝内经》内亦强调选拔的重要，因为徒弟的成功会为师傅带来荣誉。那时的人亦利用著名医籍来自我学习医术。
伴随着冬天的来临，人们越来越重视养生这个生活方式。对于中医的养生你们又有多少了解呢?中医养生一般有按摩、足疗、拔罐、针灸等。那么你又对它们了解多少呢?今天小编就来给大家解惑了，小编就给大家讲一讲火针的发展史，下面小编的具体介绍吧。
火针发展史研究
火针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其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果。目前，火针针具已经发展到电火针、电热针，治疗范围则扩展至内科、外科、妇科、皮肤科、肿瘤科、耳鼻喉科、眼科、口腔科等各个方面。然而，许多有关针灸学的教材没有论及火针或只有小篇幅的论述，有关火针疗法的专门著作也很少，这对火针的未来发展很不利，火针疗法还需要得到广大从事针灸研究的学者和临床医生的再次重视。
火针古称其为燔针、焠刺、烧针、白针、煨针。将针体烧红，然后刺入人体一定的穴位或部位，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一种针刺方法称之为火针疗法。此法为针灸之传统疗法，临床应用广泛，对许多疾病治疗效果良好，现将其发展论述如下。
萌芽阶段
对火针的针具、刺法以及其适应症、禁忌症有初步的描述，认为火针的治疗多局限于寒证，禁忌症是热证，对于经筋拘急及骨病可用火针治疗。
火针在《内经》中被称为燔针、焠刺，《灵枢官针》云：凡刺有九，以应九变，九日焠刺，《灵枢筋经》也云：治在燔针劫刺也。而对于火针针具，《灵枢九针十二原》云：九日大针，长四寸，大针者，尖如挺，针锋微圆
在火针疗法的适应症上，《灵枢寿夭刚柔》云：刺寒痹者奈何?刺大人以药熨之，刺布衣者以火焠之。《灵枢经筋》中云：焠刺者，刺寒急也，说明火针可以治疗痹证、寒证。《素问调经论篇》曰：病在筋调之筋。病在骨，调之骨。燔针劫刺，其下及与急者;病在骨，焯针药熨。《灵枢经筋》云：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腧。说明对于经筋拘急及骨病证都可以用火针治疗。
《黄帝内经》对火针的针具、刺法以及其适应症、禁忌症都初步的描述，认为火针的治疗多局限于寒证，禁忌症是热证，说明当时火针的应用并未得到较全面的推广，只是萌芽阶段。
发展阶段
汉晋唐宋时期，有关火针的论述已打破了《黄帝内经》的范围，对火针的刺法，适应症及禁忌症均有扩张，特别是火针已推荐用于内外科等各种疾患，但其未形成比较完善的理论基础，处于百家争鸣的发展阶段。
至汉代，火针的使用已渐广泛。张仲景的《伤寒论》中称其为烧针，其论述不仅扩大了火针的主治范围，用火针治疗伤寒表证，而且补充了《内经》中关于禁忌症的内容，提出了火针误治后的处理以及火针治疗后的处理。《伤寒论》对误用火针后的变证提出了补救的措施，如伤寒脉浮，医者以火迫劫之，亡阳，必惊狂。卧起不安者，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主之等。此外《伤寒论》还指出，火针治疗后针孔护理不当，感受外邪，则可并发奔豚。其曰：烧针另其汗，针处被寒，核起而赤者，必发奔豚。
而晋代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强调火针的适应症为寒证和痹证，并且肯定了焠刺是刺法之一。同时，也提出火针治病必须考虑体制因素，其云：故用针者，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矣。陈延之的《小品方》则最早提出了火针的名称，记载了火针可治疗附骨疽并首次提出眼科疾病也可以用火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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